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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想你的时候时间变得好短,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然而,在辛辛苦苦稻粱谋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心中另有一片广阔天地。没有功利的企图,没有肮脏的目的,完全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完全出于心灵的渴望,他们燃烧着才华,闪射着光芒,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着对历史有益的工作。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荷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莫尔斯或许是把他画家的感性运用到了研究中,他独辟蹊径,化具象为抽象,用信号点、划、空三种状态的组合来“表征”所有字母和数字,从而实现了只用两种电信号就能传递复杂信息的目的,大大简化了电报装置,可以通过被称为电子脉冲的连续波信号来传播,因此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电报,都能利用这一模式方便地发送和接收。1837年,莫尔斯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电报机,并且正式申请了专利。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惠斯通对电报的兴趣,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电报机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欧洲科学界各门各派都在致力于制造出实用化的电报装置来。惠斯通出身声学专业,在一开始走了点弯路,研究了足足好几年如何让声音实现长距离传送,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苦恼中。直到1837年许林格来英国演示他的磁针电报,惠斯通这才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电学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应用。许林格回国后不久便染病去世,改进电报机的接力棒便交到了惠斯通先生手里。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论事迹,他玩弄手段,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慈禧昏了头向“天下万国”宣战的时候,他频频通电、居中奔走,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总督“东南互保”,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策划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又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死后,他被称为中国的“商父”、“官僚资本第一人”。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如今却盛名不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无能竟至如斯!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丁日昌挟着压制巴夏礼的余勇,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抓了100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也。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15日当天晚上,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席间隐而未发。等到宴会散后,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把张五花大绑,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可惜为时已晚。几分钟后,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说到这个,不得不顺便提一下那起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话说当初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组织之所以选择SOS这3个字母作为国际救援信号,并不是因为有像有些人所猜测的,是Save Our Souls(拯救我们的生命!),Save Our Ship(拯救我们的船只!),Stop Other Signals(停止发送任何其他信号!),Sure Of Sinking(船就要沉了!)这些词组的缩写。只是因为这三个字母的电码“...---...”(三个圆点,三个横线,然后再加三个圆点)在莫尔斯电码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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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s

          夏至微凉
          想不成功,
          程彬

          阳光不再如以往的灿烂;没有你的信息,

          过去
          如是这世上没有你,
          字的
          只好控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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